我望着太太摔门而去的身影，又转头看看那一包美元，暗自思忖道：难不成我这一通是白忙了？这么多的钱难道我得全部上交？

要说这些钱是违法所得吧，好像它们的来路的确不是那么正当！可也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呀；更不是贪污来的也不是受贿来的。但要说它是合法收入吧，又似乎站不住脚。因为这是我与犯罪分子作了一笔交易得来的，好像应该交给组织才是正确的选择。但是说实话，我真心不愿意把它交出去。

一时间，对这些钱如何处置，我纠结了起来。

最后，我头脑中涌出来的一个念头使我坚定了这样的决心：这些钱是我冒着生命危险用命换来的！它们只能属于我！

这时，我忽然打了一个冷颤。才意识到，先前跟劫匪们斗智斗勇，精神高度紧张，自己的内衣内裤早已湿透了。在紧张状态中对那些根本没感觉，这时候精神松弛下来了，才感觉到了浑身的凉意和极度的不舒服。

我找好换洗的内衣内裤，来到卫生间快速洗了个澡，顿时感觉舒畅轻松。看看餐桌上已经凉了的饭菜，我早已饿得前心贴后心了，哪里顾得上那么多，风卷残云般全部消灭。

吃饱喝足之后，我把卫生间里洗澡时换下来的内衣和内裤塞到了洗衣机里，再把菜盘和碗筷收集到一个盆里用水泡上，打算晚上回来后再收拾。不然，肯定会遭到太太的严厉批评。但是现在--绝对没时间整理它们了。因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得办。

我来到客厅，盯着那包四十万美元愣了有半晌。然后，我从中拿出十万美元单独装到一个塑料袋里，放到旁边。把那三十万美元重新包好，又在外部用一个黑色塑料袋子套上，找来一根长长的绳子，按照部队打背包的方式把它捆扎得结结实实，顺手把它塞到了沙发底下，又推到最里边靠近墙脚的位置。

处理完这些，我坐到沙发上喘了一口气，把思绪理了理，然后拨通了华勇的电话。

华勇接通电话后也没废话：“有事？”

我说：“请报告周局长和你们政委，我有重要情况要汇报！”

华勇说：“你到公安局后直接上三楼会议室！”然后就挂了电话。

我抓起那包十万美元的塑料袋，转身出了家门。开了二十分钟左右的车，到了市公安局门口。

按照他们公安局的规定，外人到公安局来办事，是要先到接待室（同时也叫传达室）登记的。登记内容是：来访者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到何部门找何人、年月日等等；我停好车，进得传达室来，按要求把各项登记内容填写好，正要给华勇打电话，听到门响，一抬头，他来接我了。

见面后他就急切地说：“快跟我走！都在等你呢！”

我说：“妈的！既然那么急，也不早点下来。让我在这浪费了那么多时间。”

他“呵呵”一笑，没吭声。

我跟着他走进了公安局的三楼会议室。大约有十五六个人围着一个巨型的条形桌坐着，周局长坐在正对着门的中间位置，他的左侧是政委、右侧是华勇。正对着周局长的那一面有个椅子是空的，那应该是给我留着的。

华勇把我引到那张空椅子旁边作了个“请坐”的手势后，就坐到他的位置上去了。我在坐下前，跟周局长及政委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周局长、政委分别给我挥了挥手算是回应。

我刚刚坐下，有一位女警官端着一杯热茶放在了我的面前。我轻声说了一句“谢谢！”就端起茶杯喝了起来。因为我确实太渴了！在家时吃的是冷饭冷菜，没来得及喝一口水就跑到公安局来了。

看我喝了几口茶，周局长对我说道：“王处长，咱们可以开始了吗？”

我说：“可以！”

周局长说：“那就请你把你掌握的最新情报给大家谈谈吧！”

我说：“我就从最主要的说起吧！”说完这句话，我顺手把那包美元放到了桌面的右侧。由于我把它包得很严实，他们并不知这包里是什么东西。同时我看到有一个警察把一个录音笔放在了我的面前的桌上。

我理了理思路说道：“今天上午大约12点左右，我从我们秘书长家开车出来往我自己家赶，当我开到西门大十字路口时，看到前面车辆拥堵，一问路人才知道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正在我着急发愁时，有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告诉我可以从旁边的一个小巷子穿过去避开这个事故现场。”

“当我按照他的提示开车穿过那个小巷子避开了事故现场即将到达我所住的小区时，我突然被一个人用刀抵着脖子--他把我劫持了，并要求我按照他的指令开车。我想他是在我与那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对话、精力分散时从车的另一侧偷偷上了我的车。而那个年轻人与这个劫犯应该是一伙的，那场事故也是他们专门针对我设计的。”

“那他们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这样做呢？”有一个警察问道。

“一开始我也是非常纳闷。但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你们听我细细说来！”

我端起茶杯连喝了三四口，那位女警官立马过来给我又把茶水续上，我对她点点头表示感谢。

我接着说道：“我按照劫匪的指令沿着世纪大道往西一直开到这条路的最西头，那是个丁字路口，然后左转走了二公里左右，往贺兰山脚下的方向有一条简易公路，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山脚下，那里有一个废弃的工厂，劫匪让我在这里停下了车。”

“他们有多少人？”这是那个专案组长在发问。

我说：“不算车上拿刀劫持我的这个人，厂院里一共有六个人。”

专案组组长杨武军继续问道：“这六个人都处于什么位置？”

我说：“我进去那个厂院里后看到里边停着两辆车，每辆车驾驶员的位置上分别坐着一个人，远处破败的厂房上又分别安置了一个狙击手，另有一个人（就是在西门附近给我指路的那个年轻人）在离我约五六米的地方负责跟我谈判、旁边还有一个他的助手。”

周局长说：“他们劫持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说：“我也这样问他们。那个负责谈判的家伙反复说，请我过来就是想跟我做一笔交易。”

“跟你做交易？做什么交易？”政委问道。

这时，我略带歉意的说道：“在这里我要给你们补充一个情节。就是当天晚上我把郭建龙杀死之后，由于房间内血腥味太浓，何姐也是无法忍受那个环境，我们就决定下楼来到我的车上等你们过来处置。在出门时，我顺手把郭建龙的一个旅行包提走了，下楼后随手又扔到我的后备厢里，然后就把这个包的事忘了个一干二净。”

“劫匪们说要跟我做交易，我就问他们做什么交易，他们就说把我手上那个旅行包给他们，包里那十万美元归我，旅行包以及包里其他物品都归他们。这样各取所得，交易就算完成了。”

“当时我想：如果这样把交易做了，对我来说倒也没什么损失，还能额外得到十万美元利润，就答应他们可以做这笔交易。但是我也想到了另一点：就是不知道那个旅行包里到底有没有十万美元，另外一点就是，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那个旅行包就在我的后备厢里。所以，我就说，这笔交易可以做。但是由于那个旅行包我藏在了市区内一个没人知道的非常隐蔽的地方，所以这个交易必须回到市区去完成。”

“劫匪们简短的一合计，就同意了我的建议。就这样，我开着车在前面带路，他们开着那辆皮卡在后边跟着，一直开到省军区教导大队那个院子里，在那里完成了交易。”我说完，拿起那个包裹着十万美元的塑料袋，递给周局长。

周局长接过那个塑料包，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了它。当大家看到花花绿绿的美钞时，各自的脸上都显露出诡异的笑容。

周局长抓起一沓美钞，戏谑道：“这帮家伙倒是挺有钱的啊！”

我接过了话茬：“我也有同感！”“另外，在我把车开到省军区教导大队院子之后，跟他们交易之前，我打开了我的后备厢，飞速检查了一下那个旅行包里的物品，果然发现了这包美元。此外，还发现了五枚美制手雷。正是这五枚手雷，给我壮了胆，使我在跟他们交易中充满了自信。”

说到这里，我从裤兜里掏出了车钥匙，喊了一声：“老华！”

华勇抬头看向我。我把车钥匙给他扔了过去，华勇接过车钥匙，站起来，向另一个警察示意了一下，那个警察就跟着他一同走出了会议室。他们收缴手雷去了。

我决定把这十万美元交出去，把我用生命换来的那三十万美元隐匿下来。

专案组长问道：“这么说来，今天跟你接触过的那些劫匪一共有七人。”

我点点头：“是的！”

专案组长说：“能说说他们有什么特征吗？”

我说：“在车上用刀抵着我的那个家伙应该是个宁都人，到了废弃的厂房那里跟我谈判的那个人好像是他们的头头。他三十来岁、留着长发、八字胡、说的是广东或福建一带的口音，身高在1米73左右。其他人我都没什么印象。”

听我说完，专案组长给他旁边的两个人吩咐了些什么，那二人起身出去了。

周局长对我说道：“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说：“我有几点推断，说出来供你们参考：第一、郭建龙当时跑走之后直至现在，他的真实姓名并没有向他的同伙透露。这从当时我在何姐家打伤他审问他时得到的供词以及我被劫持之后在车上与那个劫匪的对话可以得到印证，到了废弃厂房后在我跟他们谈判过程中，他们都表达了对郭建龙这个名字的陌生和不解。第二、他们应该属于一个什么组织。因为在车上我跟那个劫匪对话时，我提到的郭建龙他却称为组长，到废弃的厂院里后，那个跟我谈判的小头目也称郭建龙为组长。第三、他们这伙人到银州来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郭建龙找我报复纯粹是他个人行为。第四、这伙人很有钱，出手大方。当晚我把郭建龙打伤使他暂时失去反抗能力后，他提出愿意给我100万美元让我放他走，后来又加码到200万美元。”

这时，我看到华勇和他带出去的那个警察都回来了。华勇把车钥匙扔给我后自己坐到了他原先的位置上。

我说道：“周局长、各位警官，我要汇报的就这些。你们还有什么疑惑或不明白的地方，请提出来。”

这时，政委喝了一口茶提问道：“王处长，案发当晚，你是怎么进的那个何姐家？”

我笑了笑说道：“从窗户翻进去的。”

政委说道：“你这个年纪，竟然还能徒手攀爬上三楼？”

我说：“那倒是难不住我！”

政委“啧啧”两声：“我们的特警队里，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当中有的人还做不到。”

政委接着问道：“当时你为什么非要把郭建龙斩首呢？”

我想，屋子里的这些人可能对当晚发生命案的前因后果都不是很清楚，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给他们解说一番。就说道：“在这里我必须给你们解释解释。12月7号上午，我们牛立群秘书长要到北京开会，我是省人大的接待处长，所以我就到机场给他送行。在机场贵宾厅，牛秘书长突然接到一个信息，他90岁的老母亲不幸摔倒受伤，需要有人照顾。而秘书长家就兄妹两人，他妹妹在外地，此时家里只有一个保姆，就是这个在秘书长家干了12年的何姐。秘书长就在贵宾厅委托我到医院协助保姆一同照顾他母亲。

当天下午，何姐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找了个机会跟我说她遇到了一个难事也是件大事，一定要我帮忙。我就问她什么事，她说上周五的晚上，郭建龙把她堵在了她家，对她说他这次回银州市是来报仇的，暂时就住在她家，威胁她不准报警，否则就杀死她女儿。何姐在惶恐不安、不知所措中遇 到了我，就对我说了就对我说了那些话。

我一听，必须先把何姐安抚住啊，不然我看她那样精神会崩溃的。就说一定帮她度过眼前的危机，同时也暗中想着必要时就报警。谁知，到了8号的晚上8点左右，何姐又接到了郭建龙的电话，说让她买些菜回家帮着做饭吃。何姐就急忙问我怎么办。我一想，何不趁此机会进一步了解下郭建龙的情况。就反复安顿何姐要如何如何，不用怕。何姐进到家后，适时给我发了信号，告诉我家里只有郭建龙一个歹徒。我一想，就他一个郭建龙我怕什么，就准备抵近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