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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又称为是唐宋古文八大家，指代的就是唐时期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时期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八位散文家，这八大家可以说是中国古文运动的先锋人物，也是最早掀起古文新浪潮的人，其中苏轼父子兄弟三人位列八大家之中，除了八大家之说以外，另有欧阳修、苏轼、曾巩、王安石四人，称为宋四家。

唐宋八大家：

一、韩愈

韩愈，字退之，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人。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夺三军之帅”；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二、苏轼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四川眉山人，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词人、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被公认文学艺术造诣最杰出的大家之一。其散文与韩愈并称“韩潮苏海”，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一全才”。苏轼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嘉佑二年与弟辙同登进士。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东坡志林》等。

三、苏洵

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四川眉山人。年五十八岁。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乃悉焚所写文章，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二子轼、辙同至京师。欧阳修上其所著《衡论》《权书》等二十二篇，士大夫争传之。宰相韩琦奏于朝，除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建隆以来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而卒。洵著有嘉祐集二十卷，及谥法三卷，均《宋史本传》并传于世。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在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有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的苏轼。

四、苏辙

苏辙，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人。嘉祐二年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贬筠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兄长苏轼齐名，合称三苏。

五、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汉族，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祖籍河东。世称“柳河东”、“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生于长安，贞元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享年不到50岁。著有《柳河东集》等。

六、欧阳修

欧阳修，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人，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兄弟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他的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诗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七、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钟山，谥号“文”。“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就是王安石。被列宁誉为是“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八、曾巩

曾巩，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丰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称“南丰先生”。汉族，建昌南丰人，后居临川。曾致尧之孙，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进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为“南丰七曾”（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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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儿庄大捷掳获的日军机枪。最左边那位中国军人，手已经断了还是英勇奋战。

这是常德会战，街道市面一片废墟，可见当时战况之惨烈。

这一场战争中国军队师长以下全部牺牲。

昆仑关之战掳获的日军军旗，该战中国军队伤亡一万四千人，日军伤亡一万七千人。

远征军在缅甸战场上。

这是刚从日军手中夺回的失地。

渡河的中国军队。

淞沪会战中国军队重型迫击炮。

1943年常德会战中俘虏的日军。

中国防空阵地。

中国军队的捷克轻机枪。

女兵和他的毛瑟枪。

毛瑟手枪的训练。

中国军队的车载武器。

战地上的中国军队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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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大捷

李定国挥军入湘，收复大批州县的时候，清湖南文武官员已在续顺公沈永忠率领下逃往岳州。清定南王孔有德部与湖广清军相距甚远，后方已形成严重的威胁。然而，孔有德自视甚高，除了在五月二十七日派部将孙龙、李养性防守全州以外，并没有把分镇南宁、柳州、梧州等地的驻军抽回，继续分兵把口，一心做他的广西王。当时奉使广西的著名文人施闰章描写他在桂林拜谒定南王的情况：孔有德“具言其生平及粤西用兵曲折”，“王顾盼叱咤自豪，言出皆诺，无能后”，骄横之状，跃然纸上。

六月间，李定国率领精锐兵马由武冈、新宁直攻全州，二十八日歼灭全州清军，守将孙龙、李养性被击毙。孔有德闻报大惊，第二天亲自带领桂林留守军队前往兴安县严关，企图扼险拒守，被定国军击败，“浮尸蔽江下”；当日傍晚狼狈奔回桂林，下令紧闭城门。六月三十日午后，明军进抵桂林城郊。孔有德见定国军威甚壮，知道仅凭身边有限兵力难以守住桂林，于七月初二日飞檄镇守南宁的提督线国安、镇守梧州一带的左翼总兵马雄、镇守柳州一带的右翼总兵全节放弃地方，领兵回援省会。同一天，李定国大军即将桂林包围得水泄不通。明朝降将王允成当时正在孔有德藩下，他过去同马进忠关系良好，人称“王、马”。马进忠随李定国参加桂林战役，在城下喊话要王允成反正。王允成不敢答应，报告了孔有德。有德自知城中兵力单薄，必破无疑，考虑再三，对王允成说：“汝姑出应之，观彼何所云以报我。”王允成即登上城头，同马进忠接洽归顺事宜。据王允成后来说，孔有德实际上有投降的企图，因受部将挟制错过了时机。

初四日中午，明军攻破武胜门，一拥而进，清军抵敌不住，孔有德怅然失色，悲叹道：“已矣！”在王府（即明靖江王府）内自杀，死前命随从将其所居后殿以及掠得的珍宝付之一炬。其妻白氏自缢前把儿子孔庭训托付给侍卫白云龙，嘱咐道：“苟得免，度为沙弥。勿效乃父作贼一生，下场有今日耳。”孔庭训被明军查获，几年后由李定国下令处斩；他的妹妹孔四贞乘乱逃出。桂林城里的明朝降臣原庆国公陈邦傅、其子文水伯陈曾禹、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张星光都被活捉。接着，明军南下平乐，杀清府江道周令绪，擒平乐知府尹明廷等；收复柳州，俘清右江道金汉蕙。在一段时间里，李定国亲自坐镇桂林，派出军队收复广西各府县，他委任总兵徐天佑为广西巡抚，并且设置了“布、按、有司”各官。

八月初二日，李定国派人把“伪庆国公陈邦傅父子二人”和清广西巡按王荃可、署布政使张星光解赴贵阳。九月初二日，秦王孙可望下令把陈邦傅父子押赴市曹剥皮，王荃可、张星光处斩。然后将剥皮揎草的陈邦傅尸体送往安龙等地示众，“大书于牌曰：逆犯陈邦傅先经肆劫皇杠，摽掠宫人，罪已漏网。不思建功赎罪，辄行背主反叛。今已拿获，解赴军前，立将邦傅父子剥皮，传示滇、黔，云云”。这种处理方式在安龙的永历朝廷内引发了一件流传颇广的轶事：御史李如月上疏劾奏秦王“擅杀勋爵，僭窃之奸同于莽、操，请除国患；兼敕邦傅罪状，加以恶谥，用惩奸凶”。永历帝既畏惧孙可望的专横，也觉得李如月的奏疏是非不明，便以小臣妄言为名廷杖四十，奏疏留中不发，用意是加以保全。不料李如月性格倔犟，偏要太岁头上动土，自己把奏疏另抄一份，封面上写“大明山东道御史揭帖”，递交孙可望派驻安龙的总提塘张应科。孙可望得报后，立即派人到安龙请命将李如月按处置陈邦傅例剥皮揎草。李如月临刑时大骂不屈。这件事后来被一些封建文人大加渲染，把李如月吹捧为忠臣义士。就事情本身而言，陈邦傅在南明时位居庆国公，跋扈殃民；降清时劫驾未成，又诱杀宣国公焦琏，是个典型的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孙可望将他处死，无可非议。李如月把早已降清的陈邦傅仍称为“勋臣”，这不仅是昏庸，而是同他以及南明许多官僚一直把原大顺、大西军视之为“贼”，而对降清的明朝旧官藕断丝连的阶级偏见一脉相承。不过，孙可望命人把这样一个迂腐冥顽小官处以极刑，手段又如此残酷，难免授人以口实。

李定国占领桂林以后，清定南王藩下提督线国安、总兵马雄、全节带领府、州、县官先后窜往同广东接境的梧州。其中以右翼总兵全节最为狼狈，他本人于七月十六日逃到梧州，“其兵马尽行哗散”，左营副将何九成在途中受伤而毙；右营副将郑元勋和中军游击蔡斌带领兵马往桂林投诚；后营副将沈邦清被击毙。八月，李定国乘胜挥军进攻梧州，线国安、马雄、全节不敢迎战，逃入广东乞怜于平南王尚可喜。这月十五日，明军收复梧州，广西全省均告平定。清朝镇守广东的平南、靖南二藩得到孔有德城陷自尽的消息，极为恐慌，急忙命令同广西接境的“州县文武官员如贼果薄城，即便相机护印入肇（庆），以固根本”。广东德庆州属开建县（在今封开县东北）协守副将谢继元当即率领部下弃城逃到肇庆。这说明广东清朝当局已成惊弓之鸟，有意放弃肇庆以西的州县。由于李定国很快率领主力北上湖南，不仅未能乘胜进军广东，连广西的局势也远没有稳固。这年九月间，清军重新占领梧州；十月，派官进驻开建。

李定国收复广西全省，功绩非常巨大，在南明史上堪称空前。它同1648年江西、广东反正来归大不一样，是力歼强敌大获全胜的辉煌战果。以前广西虽曾处于永历朝廷管辖之下，瞿式耜、陈邦傅以及忠贞营等却各自为政，不可能把广西经营成坚固的抗清基地。李定国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攻克桂林，使广西、广东清军闻风丧胆，本来可以先行稳定广西，相机收取广东部分地方，扩大南明控制区。可是，孙可望得知清敬谨亲王尼堪军即将进入湖南，竟下令调李定国部由桂入湘迎战。这一决策固然成就了李定国衡阳大捷，但从战略上看，孙可望本应留下一部分军队牵制辰州守敌徐勇，自己同白文选、冯双礼等大将率领主力入湘迎战尼堪。即使需要李定国出兵会战，梧州重镇也应留下足够的兵力防守。联系到下文所述清廷戒谕尚可喜、耿继茂等切勿轻易出兵广西，可以看出孙可望在军事部署上的失算。

十月三十日，李定国亲自统领兵马进抵衡阳。定国主力北上后，留在广西的兵力非常单薄，清平南王尚可喜趁机令线国安、马雄、全节挑选甲兵会同广东水师副将强世爵等从广东封川出发，水、陆并进，于九月初五日重占梧州，由马雄镇守该地。十一月二十八日，徐天佑率部撤往柳州，桂林仅有明朝宗室安西将军朱喜三留守。清军乘虚而进，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平乐击败明义宁伯龙韬、总兵廖凤部，占领该城。次年（1653）正月十五日清军占领阳朔，朱三喜部下只有一千多杂牌军队，抵挡不住清朝正规军。十九日，清军重占桂林，线国安、全节和新任广西巡抚陈维新盘踞该地。四月间，明将胡一青曾率军来攻桂林，被线国安等击退。七月二十一日，李定国虽曾再次进攻桂林，却未能奏捷。

衡阳大捷

李定国等部明军连续攻克湖南大批州县的消息传到北京，顺治皇帝大为震惊。七月十八日他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统八旗精兵南下，二十日离开北京，原定计划是经湖南进入贵州，同吴三桂、李国翰所统四川清军合攻贵阳。孔有德兵败身死的恶耗传来，清廷于八月初五日急令尼堪改变进军方向，先占湖南宝庆府（府治在今湖南邵阳市），然后进军广西。清定南、平南、靖南三藩中孔有德兵力最强，桂林失守后，定藩兵马逃入广东，顺治帝惟恐广东有失，特发专敕告诫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切毋愤恨，轻赴广西；倘贼犯广东，尔等宜图万全为上计”，等候定远大将军尼堪军至广西后，两潘兵力听从尼堪指挥。

十一月十九日，尼堪军至湘潭县；明将马进忠引部众退往宝庆。二十一日，尼堪自湘潭起程，次日进至距离衡州府（今衡阳市）三十余里处。李定国派出部将领兵一千八百名佯抵一阵，随即后撤。尼堪骄心自用，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即于二十二日夜“兼程前进”，次日天色未明到达衡州府，与李定国大军相遇。定国见尼堪轻进寡谋，决定以计取胜，事先埋伏重兵，命令前线将士对阵时稍一接触即装出兵力不敌的样子，主动后撤。尼堪“乘胜”追击二十余里，陷入埋伏。定国一声令下，全军出击，杀声震天，势如潮涌；清军仓皇失措，迅速被明军击败，主帅尼堪也在混战中当场毙命。同时被明军击杀的还有一等伯程尼和尼堪随身护卫多人。定国军士割取尼堪首级献功，“东珠璀璨嵌兜鍪，千金竟购大王头”，全军欢声雷动。清军不敢再战，在多罗贝勒屯齐（或译作吞齐）的率领下垂头丧气退往长沙。

李定国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指挥攻城、野战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他用兵机动灵活，英勇果断，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华。时人张怡根据李定国委任的桂林知县李楚章的话说，“公用兵如神，有小诸葛之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所至人争归之。军中室家老弱各为一营，皆有职事，凡士伍破衣敝絮，皆送入后营，纫织为衬甲、快鞋之用，无弃遗者”。陈聂恒也记载，“定国智勇冠其曹，且严纪律，民皆安之。或传定国兵当以夜至，比晓则已过尽矣。故所至有功”。清军统帅定南王孔有德、敬谨亲王尼堪的相继败亡，对于明清双方都是震动朝野的大事。就其影响而言，桂林、衡阳大捷远远超过了战役本身。攻克桂林之后，李定国趁势收复广西全省，清朝官员“号天大恸；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尼堪贵为亲王，统率满洲八旗精锐出征，竟然兵败身死，更是出乎清廷意料，连顺治皇帝也悲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跟随尼堪出征的贝勒吞齐（即屯齐）、巴思汉，贝子扎喀纳、穆尔佑，固山额真韩岱、伊尔德、阿喇善等高级将领后来都受到革爵、革职等严厉处分。

自从明朝末年以来，文官武将一提到清军无不谈虎色变，依附清廷的汉族官僚每遇军情紧急往往请求朝廷派遣“真正满洲”参战，如顺治六年湖广辰常总兵徐勇在题本中说：“总之，逆贼畏满兵，而不怯南兵，南兵如云，何如满旗一旅也。”满洲贵族也自视为天之骄子，所向无敌。李定国挥军转战千里，连杀清朝二王，特别是击毙了贵为亲王的满洲劲旅主帅尼堪，打破了清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其心理上的作用不可低估。就清方而言，兵力上的损失可能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神情沮丧。清广西巡抚王一品因患病回京，幸免于桂林之厄。顺治十一年他已痊愈，吏部仍推荐他复任广西巡抚，王一品如临深渊，规避不前，行贿托人题免，发觉之后被清廷处以绞刑。谈迁也记载，顺治十年有三个人赴吏部谒选，探筹（即抽签决定补用何地何官缺）得广西，“悸惧却不能手”。另一方面，忠于明室的官绅百姓却为之精神振奋，重新燃烧起复兴的希望。

人们常常引用黄宗羲的一段话：“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功垂成而物败之，可望之肉其足食乎！屈原所以呵笔而问天也！”他写这段话是在事过境迁之后发出的无限感慨，但我们不难想象他和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在听到桂林、衡州大捷时那种欣喜欲狂、奔走相告的情景。当时在长江下游从事秘密复明事业的顾炎武闻讯之后赋诗云：“廿载吴桥贼（崇祯四年孔有德等在吴桥县叛变，故称吴桥贼），于今伏斧砧。国威方一震，兵势已遥临。张楚三军令，尊周四海心。书生筹往略，不觉泪痕深。”又云：“传闻西极马，新已下湘东。……不有真王礼，谁收一战功。”顾炎武不仅为原大西军联明抗清取得辉煌胜利感动得泣下满襟，还明确地批判了永历朝廷部分官员反对封孙可望为秦王。张怡则对孙、李矛盾激化，导致大局逆转，深表惋惜，写道：“使无此内衅，大功成矣。”

1652年李定国在湘、桂战场上的胜利，对当地和附近具有复明情绪的绅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许多退入山区的明朝残兵败将和隐居乡间的官绅都闻风云集，共勷盛举。如安定伯马宝顺治八年仍在广东坚持抗清，李定国大军收复广西后，他立即出兵配合，攻克阳山、连州、连山等州县，活捉清连阳副将茅生蕙、游击马泗汗、守备白守富。后奉李定国之命率部入湖南，茅生蕙等人均于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在衡州处斩，“首级悬挂南门”。此外，如胡一青、赵印选、陈邦傅旧部彰武将军袁来朝、曹志建部总兵欧正福等都曾“依附李定国、恃险狂逞”。当时在桂林的瞿昌文记载，广西“八郡中节义大臣，避腥羶于深箐穷谷间，转徙困顿，全发以待时，始终不改其守者，皆府君（指瞿式耜）素所荐拔之士，至是咸幸更生，而山薮野泽之哀鸿，亦莫不相庆复见汉官威仪也”。

永历朝廷兵部尚书刘远生、中书舍人管嗣裘、兵部主事朱昌时等人都从瑶族山区出来参见李定国，共商机务，协守桂林。原广西巡按吴德操也应定国之命出任于梧州，“坐门楼，稽出入”，广西全省都安官设吏。湖南的明朝乡绅也纷纷出见，就连自弘光时期已经杜门不出的大臣周堪赓（崇祯时任工部侍郎，弘光初立授以户部尚书，未到任）、郭都贤（崇祯时任江西巡抚，永历帝授以兵部尚书，未就职）等一大批官绅都认为中兴有望，应邀到衡山谒见李定国。郭都贤在《自叙》中写道：“王辰（顺治九年）恢复湖南，微有赞襄之力。”只是由于不久形势逆转，参与反清复明的官绅为了保全身家性命，不仅销毁有关文书，在自己后来的著作中也竭力加以掩盖，给后人研究这段时期的绅民动向造成了困难。

李定国在衡州大捷前后，活动于湘、赣边境罗霄山脉一带以刘京、李文斌为首的抗清武装备受鼓舞，他们一面高举复明的旗帜号召当地百姓收复失地；一面同李定国联系，请求派兵支援。定国当时正同清军主力周旋于湖南，只派了为数不多的军队配合刘京等部进攻江西吉安府属州县。据《衡州府志》记载，“定国旋自粤入永，次衡，驻兵四月余。遣其将张胜攻湘阴，高必贵掠江西之永新”。十一月初一日，高永贵部攻克永新，接着在刘京等地方义师引导下收复安福、永宁（今江西宁冈县）、龙泉（今江西遂川县）三县。清驻防安福游击张曾显“全军被围，尽为贼执去”，张曾显被押解到衡州，李定国下令将其斩首。清江西巡抚蔡士英在题本中说：“该臣看得，逆贼乘犯湖南之势，驱其象马，大股而来，其志意颇为不小。又兼土寇刘京历年为江省巨害，潜相勾引，习熟路径。……是以狡贼先设疑兵于袁州插岭关，势欲进窥；而阴以大队突犯吉安，以致永新、安福、永宁、龙泉等处相继沦陷，县令、防将两被执去，更眈眈于吉安府城，思图并力极攻。”正当刘京等围攻吉安府城（今吉安市）时，清江西巡抚蔡士英向江南总督马国柱告急，抽调援兵入赣会同江西提督刘光弼、南赣总兵胡有升所部兵马火速赶赴吉安。由于李定国部主力未能入赣，刘京等部抵敌不住清朝优势兵力，十一月初一日李文斌兵败被擒。定国为集中兵力迎战尼堪，无暇东顾，永新等县驻军“起营退转湖南”，十一月二十三日最后一批精兵撤离永新开往湖南。清军于二十五日进入永新，安福、永宁、龙泉也先后被清军夺回。到1653年（顺治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刘京在同清军交战中被俘，赣西的抗清运动被镇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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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岁的曾国藩，为堵住政敌的恶言诽谤，当众把自己脱光，走进银库清点现银……”近日出版的历史小说《曾国藩发迹史》，首次曝光曾国藩初入官场前12年的从政经历，从中可窥见其九年内连升十级的谋略与细节。

九年为何连升十级

曾国藩，清朝三百年第一名臣，生前死后的功过是非，迄今为止尚无定论。但曾国藩的为官从政之道、识人用人之法，却始终受到追捧，毛泽东、蒋介石、梁启超也对曾国藩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据了解，《曾国藩发迹史》讲述的是曾国藩如何从一名无权无势的普通 “公务员”，九年连升十级，成为省长级高官的全过程。

初入官场的12年，是曾国藩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尽管近20年来，有关曾国藩的图书层出不穷，不少作品登上畅销书榜，但曾国藩初入官场前12年的从政经历，几乎没有专著提及。 “主要原因在于，涉及曾国藩这段经历的相关史料，一部分毁于战火，一部分被史书刻意隐瞒。 ”作者汪衍振说：“为了搞清楚曾国藩初入官场前12年的从政经历，我通过各种渠道搜寻史料，到写完《曾国藩发迹史》，前后花了21年时间! ”

42岁掌管五部大权

《曾国藩发迹史》中有一个细节：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38岁的曾国藩为表清白，堵住政敌的恶言诽谤，当众把自己脱光，走进银库清点现银，查清了国库亏空真相。此时已身居四品的曾国藩，赢得道光皇帝的空前信任，仕途踏上全新境界。咸丰帝即位后不久，就将大清帝国的五部大权交给了42岁的曾国藩，这相当于曾国藩一人同时掌管文化部、国防部、司法部、组织部和建设部。

父亲冒死藏下晚清宝书

“《曾国藩发迹史》出版时，我知道肯定会有反响甚至争议，毕竟花了20多年时间，还原了一段被掩埋的历史真相，但是这么火爆，却出乎我的意料。 ”汪衍振接受采访时表示，“我父亲本身是爱书人，上世纪50年代，有人强要把书拉走，说是点火用。我父亲当时是地方官，他冒死藏史料，有人就告到了县里。父亲急了，连夜和母亲把书装到车上，然后推着两车书，举家迁居东北。这些书里，不少是关于晚清名臣的珍稀史料，都是现在市面上找不到的好东西。我性格有些孤僻，就时常在这些泛黄的故纸堆中阅读自乐。 ”

欲续写李鸿章和左宗棠

汪衍振说，晚清名臣中，自己最感兴趣的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这三个人名气大，争议大，有人把他们捧上天，也有人对他们嗤之以鼻，我就想彻底搞清楚，这三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资料。 ”收集的珍稀资料越来越多，汪衍振也逐渐发现了 “晚清三大名臣”不为人知的从政经历和升迁细节，他决定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自己的发现写成历史小说。汪衍振透露，自己除了创作《曾国藩发迹史》，《李鸿章发迹史》和《左宗棠发迹史》马上也会推出来，无论反响如何，他都会坦然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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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是清王朝的开创者，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建元“天命”。古人以为君权神授，统治者自称受命于天，故谓之天命。努尔哈赤知晓汉文，曾被明廷封为龙虎将军，“天命”二字足见努尔哈赤受汉文化影响之深。

2.皇太极

皇太极是努尔哈赤的第八子，1626年即汗位，1636年改国号“金”为“清”，称皇帝，改元“崇德”。皇太极认识到后金政权是在马背上打下来的，要实现长治久安，并进一步开疆扩土，必须吸收汉民族的优秀文化。“崇德”即“崇尚德化”，反映了皇太极当时的政治理念。

3.顺治

顺治皇帝是皇太极的第九子，在位期间，清人实现了入主中原的愿望，“顺治”是其年号。顺治帝崇德八年(1643年)即位，明年改元顺治。年号“顺治”反映了清人的这一理想。顺，顺利;治，治理。顺治，即“治国顺利，实现华夏一统”。

4.康熙

康熙帝顺治十八年(1661年)即位，明年改元康熙。对清人来说，打下“江山”后实现国泰民安，是新的时代主题。“康熙”二字就反映了这一理想。康，安宁;熙，兴盛。康熙，即“万民康乐安宁，天下兴盛”。

5.雍正

雍正是借权臣的力量继位的，在夺位过程中使用了残酷的手段，参与夺位的诸弟多不得善终，康熙帝的许多近臣也遭到贬斥。所以，雍正帝即皇位的正当性，在当时就受到怀疑。“雍正”是“雍亲王得位正、为君正”的意思，他想以此强调自己皇位的“正当性”。

6.乾隆

乾隆雍正十三年(1735年)即位，明年改元乾隆。康熙时，清朝开始步入太平盛世;雍正时得到进一步巩固。乾隆的使命是如何进一步增强国力，让国家进入全盛时期。“乾”表示“天”，“乾隆”的意思是“天道昌隆”。以此为年号，同样反映了乾隆的治国理想。

7.嘉庆

嘉庆帝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被封为嘉亲王，乾隆六十年(1795年)册立为皇太子，次年即位，改元嘉庆。庆，普天同庆。“嘉庆”的意思是“嘉亲王即位，国泰民安，普天同庆”。

8.道光

道光帝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嘉庆十八年(1813年)被封为智亲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即位，明年改元为“道光”，意思是“大道光辉”。

9.咸丰

咸丰帝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道光三十年(1850年)即皇位，明年改元“咸丰”。咸，普遍;丰，富足。“咸丰”意思是“普天之下，丰衣足食”。咸丰皇帝是一位“苦命天子”，“咸丰”二字反映了渴望百姓安康的愿望。

10.同治

同治皇帝即位时才5岁，按咸丰帝诏命，由肃顺等八大臣辅政。慈禧联合恭亲王奕 发动政变，逮治了肃顺等八大臣。政变之后，慈安与慈禧(咸丰帝皇后)垂帘听政。并取消“祺祥”年号，改用“同治”，隐含两宫太后与众大臣共理朝政之意。

11.光绪

光绪出生于同治十年(1871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登基，明年改元“光绪”，由两宫太后“慈安”“慈禧”垂帘听政。光，光大;绪，未竟之功业。“光绪”即“光大未竟之功业”。“光绪”这个年号反映了清廷重振国力的愿望。

12.宣统（傅仪）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由于光绪帝无后，议定立三岁的溥仪为帝，半个多月后，溥仪在太和殿即位，明年改元“宣统”。1912年2月12日，溥仪被迫退位，清王朝灭亡。宣，大。“宣统”即“大统”。宣统”二字有为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作辩护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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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线08月11日讯(浙江日报记者 阮蓓茜)【老兵档案】赵太福，男，1921年1月出生，山东章丘人。1939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4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杭州市重工业局党委书记。1984年离休。

【烽火岁月】赵太福出生在山东章丘县南裕村一户贫苦的农家。在日军空袭中，他们家的草房先后3次被烧毁，全家人对鬼子恨之入骨。

1939年，八路军山东纵队九支队来南裕村借住，有一个班就住在赵太福家中，那年他18岁。“战士们不仅把我们家水缸里的水打满，还打扫卫生，整理得清清爽爽。空下来时，他们唱歌，我就跟他们学，班长教我的第一首歌就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赵太福当即决定：参加八路军！打鬼子！

抗战中，赵太福印象最深的是在山东沂蒙山区临朐县那场歼灭鬼子机动队的战役。当时，在临朐县，日军驻扎了一个机动队，共33人，经常下乡扫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专以妇女为虐杀对象，犯下了滔天罪行。

鲁中军区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出兵铲除这伙鬼子和汉奸。1945年6月，参谋长胡奇才率鲁中军区二团一举攻克盘龙山据点，包围了冶源伪军中队。日本鬼子知道如果冶源这个战略要地失守，临朐城也难保，就向冶源增援。

“胡奇才早就料到了，他让两个营埋伏在荒野，将二团30多个小号兵集中起来，县大队也准备了锣鼓、鞭炮、铁锅、铜盘。”赵太福回忆。当敌人进入埋伏圈时，首长下令二团一营出击。这时，冲锋号、锣鼓、鞭炮、铁锅声齐发，把鬼子们吓得魂飞魄散。

“我们的战士个个英勇无比，刀刀刺中要害，只用了10分钟就结束了战斗，歼灭了这个机动队共33个鬼子。”赵太福说，这是大涨抗日军民志气的一仗。

抗战时期，生活极其艰苦，几天不吃饭是常事，赵太福说，曾有一次7天都没吃上一口饭。山东地区干旱少雨，喝水也是大难事。困苦的时候，连马尿都喝。

【老兵感言】经历那么多九死一生的战斗，度过那么艰辛的岁月，我们始终没有退缩，是爱国主义精神给予我们前进的信心与力量。